[42]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十一章。
孔子要求学生，视、听、言、动都要合于礼，仁的品德也是通过礼而表现出来的。这同孔子的说法很相近。
学习的好坏，也在于行。这本身就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。因此，孔子说：君子不器。这当然不是说，从此不要去思考，而是说，只是费心劳神地思考，不以学习的知识为基础，是毫无用处的。孔子很重视古代文献，他本人用一生精力学习文献知识，好古敏以求之，同时也以此教育学生。
要使理想变成现实，总是困难的，但是，一个人以至一个社会，不能没有理想。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从这里便可得出一个结论，即从本体的意义上说，心就是性，就是理。
六、现实关怀 任何哲学研究，既不能离开理论本身所提出的问题，也不能离开现实人生、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，从根本上说，是在不断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展开的。——编者注 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。牟宗三先生也说过，佛、道两家是境界形态的。因为中国哲学始终关心生命问题，关心人的生命价值的问题，而价值问题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，不是建立在科学认识之上的。
80年代初，中国哲学史界已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，当时我与某些学者争论过能不能标新立异的问题，我是积极主张学术上要标新立异的，但是遭到某些人的反对，有人甚至说：蒙培元要走冯友兰的路。进入初中之后，语文、历史、地理之类的课程使我增长了不少人文方面的知识。
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。中国哲学作为前现代的传统哲学，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？能不能适应现代性？如何适应现代性？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。这种意识并不必然地包含着对现代化的否定，而是关系到如何走现代化的道路的问题。但是就连郑昕先生开设的康德课我也并没有听出多少哲学思想。
在研究生期间，我每个星期、至少每个月都要到冯先生那里去汇报学习、请教问题，同时也到别的老师、教授那里去请教。这两本书都是在原问题的思考之下写成的，就是说，是在究天人之际这一轴心文化的原型之下，重新对孔子、孟子其人其学进行的解读。我们的任务，就是在比较中揭示出中国哲学的特点。人类是不是应当认真反思，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？道家所崇尚的自然，决不是无生命的机械的自然，而是生命的和谐。
到了任教的学校，我被工宣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，是被改造的对象，一方面要教书，另一方面又要接受改造，这使我哭笑不得。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讲存在本身的问题，而是讲人的存在及其意义、价值的问题，存在与本质是不能分开的，既不是本质先于存在的本质主义，也不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，而是本质即存在的生命哲学。
但后来又想，这不单是一个实用的问题，同时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。理学家都很重视形而上之性、之理，但是，如果离开了情感，所谓性，所谓理，便无从谈起。
这里又涉及一个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。他的心即太极、唯心无对之说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。从一二年级所学的课程来看，比较广泛，既有自然科学的基础（如数学、物理等）和逻辑，又有政治经济学、党史之类。所谓境界，是指心灵存在的方式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哲学也可以说是心灵哲学。过去读孔子的这句话时，觉得没有什么，但是当自己真正进入研究的时候，才感到困惑之所在。一个问题，常常有不同的回答方式，结论如何，则是次要的。
汤一介先生也支持我的研究。一个真正的问题，很可能存在于研究工作的最后，而不是开始，因为只有当我们进行长期研究、思考之后，问题才会出现，至于对问题的回答，很可能是试探性的或选择性的。
中国的天人合一学说，既有历史层面的内容，又有超越历史的永久价值，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。当我们三人找到江副校长时，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当他听完我对两派观点的陈述之后，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种观点，而是说了一番平易而又意味深长的话。
为此，我提出回到原点的问题。但是，迎接我的第一堂课，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政治运动——反右斗争。
如果没有大学与研究生阶段的准备和训练，我不可能独立地读这些枯燥无味的古董。这话不是冯先生亲自对我说的，是我从汤一介先生那里听到的。这无疑唤起了我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和反思。父亲虽然上过民国时期的学校，但他的学问根底，仍然是传统的国学，他基本上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。
理学的根本宗旨，是心物、内外合一之学，是性无内外、理无内外，亦即内外一理的天人合一之学。既然这样，中国哲学是境界形态的哲学就可以成立，于是，我完成了《心灵超越与境界》一书。
这就好比上台阶，既不可停步，也不可躐等，对我而言，缺少哪一环，都是一个很大缺憾。后来学习了中、西哲学史，我好像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哲学了。
理性不是脱离情感，向外发展，以建立认识主体、获得客观知识为主要任务，而是与情感结合在一起，知情合一，反思自身行为之当与不当，以建立德性主体为主要任务。校方很快组织我们新生讨论，认清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，名之曰消毒。
冯先生的哲学兴趣虽然不在这个问题，而且他有自己的见解，但是他很同意我的看法，说：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。人的存在亦即心灵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不是别的，就是生命情感。这才是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，也是朱熹哲学的特质所在。心灵不是身体之外的另一个东西，如灵魂之类，也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心智问题。
冯先生还特别要求我随时了解学术动态，了解学术研究的状况及其进展，掌握研究中的问题，全面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正是这种联系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思维特征，即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，这与西方的分析思维有很大的区别。
我的态度是，走自己的路，让人家去沉默吧。我们觉得冯先生讲课平淡中有幽默，通俗中有智慧。
我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和背景之下走上中国哲学研究之路的。[9] 蒙培元：《蒙培元讲孔子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。